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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钧窑、钧州窑(中)——兼述宋代五大名窑及其官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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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上窑器说:“钧州窑,红若胭脂为最……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明高濂《遵生八笺》说:“钧州窑,有朱砂红,葱翠青……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这是明人关于北宋钧窑烧造钧州窑贡瓷情况的记录,说明宋代钧窑生产的钧州窑贡瓷是以成功的铜红为其代表,以器底刻有一至十数字的产品最精良。清朱琰《陶说》卷二说:“钧州窑,今河南禹州”。清阮蔡生《茶余客话》卷二十说:“钧州窑,红若胭脂为最,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这是清代关于北宋钧窑烧造钧州窑贡瓷情况的记录。可以证明,古代关于北宋钧窑生产情况的记录,无一不是对于其生产的钧州窑瓷器所作记录,如果是关于窑场,其“胭脂红”、“葱翠青”等说法显然是说不通,也无可能把一、二数字刻于“钧窑”窑场之底。可见,钧窑是钧州窑瓷器的生产和烧造窑场,钧窑窑场同钧州窑贡瓷不能混淆不辨。

    应当说,古代关于什么是钧窑这一问题,就像是一条红线那样清晰而又明确,钧窑是因其窑场所在地是在钧台而名“钧窑”,是因为为北宋宫廷烧造底刻有一至十数字的玫瑰紫、海棠红等钧州窑贡瓷名品而成为北宋著名的“土贡”及贡窑窑场。另外,以钧台钧窑同禹州地区各窑场的联系而言,古代所谓钧窑仅仅是指钧台烧造底刻有一至十数字钧州窑瓷器的窑场,除此之外,包括禹州境内的所有窑场在内,不可能与钧窑问题有关。因此可以断言,离开古钧台或者是没有钧州窑贡瓷烧造的窑场,都无可能与北宋著名的贡窑钧窑问题有涉。

    1973年至1975年,禹州北门里古钧台附近的钧台窑址被发掘,在以后的二十多年期间,钧台窑址与邻近的八卦洞一带又经过了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钧瓷标本,其中有不少底刻有一至十数字的实物标本,这同文献关于宋代钧窑烧造钧州窑贡瓷的记录完全吻合。而且,这些底刻数字的钧州窑实物标本,与“二院”故宫收藏的宋代钧州窑贡瓷完全一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河南阳翟有钧台坡,坡方十里”。按这一说法来看,围绕古钧台约五平方公里之内都属“钧台”,而钧台同八卦洞都位于其中心地带。这样,钧台八卦洞窑址正与文献关于钧窑出“钧台”的记录完全吻合,而且钧台窑址出土的钧州窑贡瓷标本与故宫藏实物也完全一致,证明钧台八卦洞窑址就是烧造钧州窑的宋代钧窑窑场。这就使北宋钧窑烧造钧州窑的真实面貌实实在在得到了确证。

    可以证明,至迟在清代以前,关于北宋钧窑烧造钧州窑的这一历史真情还属于一个明确的一般陶瓷史常识问题。但是,民国以降,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窑第二说:“钧窑,宋初禹州所造”。又说:“钧窑之底有一、二、三、四为识或谓红色等器”。这里,明明是钧州窑贡瓷却被说成“钧窑”,发生了概念性错误认识也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而且又文理不通。这还不算,还把禹州地区的瓷窑都说成是“钧窑”,这是对钧窑烧造钧州窑事实的否定。尽管如此,百年迄今,这部书却一直为不了解陶瓷史的人奉为“圭臬”,由此可见其负面影响的确难以估量。概括地说,古代关于钧窑考古,无一不是关于北宋钧窑烧造“钧州窑”这一历史真情的反映;百年迄今所谓现代钧窑考古,不论是哪种说法,却无一不是“钧窑”烧造“钧窑”的说法。钧窑考古,在钧窑及钧州窑问题的认识上,今人同古人只是一字之别,但其基本认识却判若云泥,大相径庭。至于孰是孰非,关于钧州窑的历史面目足以使这一问题真相大白。 

    关于唐及五代钧州窑烧造的证据

    钧窑烧造起于何时,目前还无法确证,不过明代《钧州志》证明至迟在五代时,钧窑就已有贡瓷“钧器”即钧州窑的烧造。由此判断,钧窑的始烧年代不会晚于唐代。

    明嘉靖三十二年本《钧州志》卷一窑冶说:“钧器贡于五代后汉,北汉高帝”。后汉建于公元947年,为刘暠所建;北汉建于公元951年,为刘旻所建。“两汉”皇王关于贡瓷“钧器”同“贡于”相联系,这里所谓“钧器”可以肯定是关于“钧州窑”的证据,这是因为五代以前,中国陶瓷史关于窑名的记录是屈指可数,而窑名就是关于贡窑瓷器说法。

    关于“窑名”,清年希尧《重修风火神庙碑》说:“后世以窑名,自唐人始见篇咏。洎乎宋代,方专其制,以奉太宫之用”。这是对中国古代官窑制度问题的高度概况和总结,是为至理也。年希尧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官窑烧造历史极其久远,但在唐以前却无一关于这方面的记录;唐代以降,因朝廷建立“土贡”官窑之制,宫廷记史官始有“窑名”即关于贡窑瓷器的记录,如越州窑、邢州窑、钧州窑等古窑名,都是这方面证据;直到北宋晚期,朝廷建置官窑,中国的古代官窑制度才得以完善。按年希尧的说法来看,“钧器”这一窑名,正是关于唐或五代“钧州窑”贡瓷的证据。地方志与正史具有同等历史价值,其真实性不容否认,而且《钧州志》关于唐及五代钧窑烧造“钧州窑”的记录,还被北宋人笔记所印证。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蒐集古史及古文献的传统,清俞理初《癸巳类稿》宋会要辑稿跋就说明,关于两宋最可靠的档案资料《宋会要辑稿》是从明《永乐大典》当中辑成。这一传统直到清康雍乾三代仍相沿不衰,其中有一则北宋人关于钧州瓶烧造的笔记,被查初白辑入《人海记》。查初白是清初著名学者,其所作《人海记》刊行于康熙三十八年,这年查初白年四十七岁,正当盛年。清咸丰元年,又有小琅嬛刻本《人海记》刊行。这两个版本,内容完全一致,但由于咸丰本《人海记》给正文全都加了标题,读来更为清晰。这一笔记的标题为“瓷价二百金”,全文据录于下。

    “大内牡丹盛开,神庙思以瓷瓶贮之。偶江阴民有一均州瓶,高数尺许,欲得十金,或笑之。忽内臣觅进,上喜。问价几何?奏曰:二百金。上谕,先给百金,如未肯,再给五十金”。

    这里,神庙只能作人名,是关于神宗的谥号,也称“庙号”。北宋以来以神宗作为庙号的有宋神宗赵顼和明神宗朱翊钧两位皇帝。常识说明,钧州之钧同朱翊钧之钧正好有讳避之嫌,而且《禹州志》说明万历年间为讳避君名改钧州为禹州。这样就可以确定,神庙就是指北宋神宗皇帝。《宋史》神宗本纪说:“谥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神宗”。明证“神庙”是关于宋神宗庙号说法。而且,这一笔记具有典型的宋代风格,从文中关于“奏”、“谕”等专用词使用情况,再联系宋神宗在汴故宫赏牡丹的各种关系考校,可以断定这一笔记是出自宋哲宗或徽宗时宫廷文人之手。这是目前所仅见的北宋人关于钧州窑的记录,弥足珍贵。更重要的是,这一宋人笔记正是关于唐或五代钧州窑烧造的可靠证据。

    理由至少来说有三。其一,钧州瓶,顾名思义,“钧州窑”瓶是也,然而宋神宗以前,北宋并无关于钧州窑烧造的记录,因此可以肯定,神宗以重金所购钧州瓶是五代或唐代烧造。其二,按宋代货币制度,二百金足够建几个窑场,但宋神宗向来却以节俭而闻名,并且是颇有作为的一代明君。《宋史》赞神宗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如果这个钧州瓶不是前朝所遗御用名瓷,神宗不可能用如此重金去索购。其三,重要的是,汴故宫去禹州钧台窑场不上三百里,如果这时已有钧州窑的烧造,神宗只需皇诏特下,便有快马出宫,急如星火,不出二日,即可持钧州瓶还报君命。这样,神宗也就不必花二百重金索购钧州瓶,更不必为节省五十金而命人去讨价还价。

    可见,《钧州志》关于“两汉”皇王使用“钧器”和宋人笔记“瓷价二百金”,正是关于唐或五代钧州窑贡瓷烧造和使用的证据。另外,文献还说明,宋神宗以重金购买钧州瓶是在熙宁初年,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州窑、钧州窑的烧造和使用,也是自神宗肇始。(作者:王 樾 方 鸣)

 

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